明公为荣。

　　当然，此时的心学和历史上的心学已经南辕北辙，唐毅提倡的务实精神极大的左右了心学的走向。

　　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对待商人的态度上面，历代儒家都鄙夷商人，说他们是奸商，是狡诈之徒，士大夫口不言利，君子重义，小人重利……这种贴标签，笼统的，刻板的偏见，越来越受到质疑。

　　什么叫奸商，犯了哪条法度，有罪你去衙门告状啊，凭空污人清白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地主租田要收租子，当官要俸禄，当兵要饷银，这是不是牟利？有本事你们别要钱，免费给朝廷做事啊？

　　大家都是挣钱，都是养家糊口，凭什么瞧不起商人？

　　士农工商，四民异业而同道，谁也不比谁高！

　　作为天生的叛逆者，徐渭年近半百，还不消停，他甚至支出农工商都创造财富，唯独士人，依靠其他三者供应，却瞧不起其他三者，端起碗吃肉，放下筷骂娘，是最无耻的行径，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和挞伐。

　　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徐渭这么偏激，但是不得不说，经过隆庆的南巡，农商皆本，四民平等，在所有人心中，深深扎了根。

　　直接的效果就是各地商人争先恐后投资，白银危机以来，萧条的市场一下子热络起来。水泥、钢筋等新型建材成熟，使得许多城市争相改造道路，建造庞大的酒店商场。

　　数以千万计的资金砸下去，无数的作坊涌现出来，城市提供了不下百万个就业机会。不但失业的工人重新找到了工作，还出现了用工荒。

　　农村的青壮劳力重新涌入城市，城市人口快速增加，消费能力增强。

　　棉布、丝绸、呢绒、茶叶、瓷器、家具、铜器、建材……国内的需求旺盛，东南开始摆脱对海外的过度依赖。

　　唐毅虽然早有估计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，皇帝对于大明的老百姓来说，还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。之前再怎么鼓励商业发展，还是有人嗤之以鼻。

　　可隆庆南巡之后，大家都会说皇帝也支持工商，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！

　　这一点在北方反应的尤其强烈，山东、河南，甚至连经历重创的晋商都开始重新整顿人马，再度起航。

　　北方工商业兴起，兴旺，对于缓解小冰河期带来的农业损失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。

　　不要怀疑国人的创造能力，只要解除枷锁，民间蓬勃的生命力就会迸发出来。朝廷顺应民间的要求，在天津和登州设立市舶司，北方的商人同样组建船队，前往朝鲜和倭国贸易，一船丝绸送过去，换回来小半船的金银。

　　金银的流入，又进一步巩固了大明储蓄银行的地位。

　　银元彻底成为交易的主流，吴天成主导之下，大明储蓄银行又发行了铜元和金元，作为补充货币。

　　出于谨慎考虑，他还不准备像合盛元那样，仓促发行纸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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